1998年中國經濟發(fā)生了什么？了解這些你才能看懂現(xiàn)在作者：胡家源 王雅潔 降蘊彰
來源：經濟觀察報（ID：eeo-com-cn）
一
2016年的第一個工作日，北風起，霾漸散，天轉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們習慣了從擁堵中開始平淡的一天，路永遠是稀缺品，以至于“用時間換空間”的戲碼在這座城市反復上演。而幾天前，同樣急于尋路的中國經濟，剛剛從紀年上告別了這個異常凜冽的寒冬，繼續(xù)在冰轍上艱難蛇行。沒人能精確斷言，下一個春天何時降臨。
這一天是1月4日，熱衷于新聞的人們發(fā)現(xiàn)，惜字如金的《人民日報》頭版、二版上，再次出現(xiàn)了冠以“權威人士”的解讀文章，而上次人們見到這些字眼，還是在去年春天。那時第一季度剛剛過完，中國經濟正在回落到一個讓人“不難受”的速度上——7%，創(chuàng)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同期最低，但并未滑出當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合理區(qū)間。權威人士及時現(xiàn)身，并五問中國經濟，在他看來，7%是個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增長數(shù)字。
而在數(shù)字之外，微觀中國的經濟圖景炎涼不均。
最顯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資本寒意的新經濟。互聯(lián)網交易正以每秒數(shù)億筆的比特量級，不停撞擊實體商業(yè)破舊的城墻，阿里研究院院長高紅冰說，這只是整個經濟版圖“二維化”的開始。新能源則在小心翼翼地尋找連接用戶的新入口——汽車，見證過光伏泡沫后，它們不再幻想獨自挑戰(zhàn)強大的壟斷對手；機器人率先落地并異軍突起，迅速成為企業(yè)界和政府的寵兒，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臺銘對“機器替代人”的冰冷預言……這是現(xiàn)實的A面。
現(xiàn)實的B面——圍城之內，被稱為舊動能的傳統(tǒng)勢力正在喘息。產能過剩如幽靈般揮之不去，鋼鐵、煤炭、有色、石化無一幸免，幾乎全行業(yè)掙扎在虧損邊緣。房地產庫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線城市的市長們開始為遍布郊區(qū)的空房子發(fā)愁，并默默承受土地無法繼續(xù)變現(xiàn)的后果�？此骑L光的銀行業(yè)被互聯(lián)網撬開了一個口子，已然身體虛弱的它們正在快速逼近風險警戒線；而資本市場即將享受短暫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歡。
2015年，中國經濟的焦點在新舊之間反復切換，躁動不安。
“五問中國經濟”的8個月后，已是新的一年。觀察者發(fā)現(xiàn)，再度現(xiàn)身時，權威人士的視線已然收窄聚焦。在這篇名為“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文章中，權威人士直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則“病情”會越來越嚴重，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
而細心的人們留意到，在眾多近乎口語化的表述中，一個似乎早已為人忘卻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確切地說，是1998年。
權威人士說，（那一年）我們也面臨外需低迷、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困境，當時頂住壓力，紡織業(yè)實行大規(guī)模限產壓錠，才有了后來經濟的強勁增長，才有了今天綜合國力的持續(xù)增強；“相比上世紀90年代，現(xiàn)在我國的實力相當雄厚，經濟發(fā)展基本面好，新動力正在強化，新業(yè)態(tài)不斷出現(xiàn)，前景是光明的，經濟不會出現(xiàn)斷崖式下跌”。
歷史無從假設。否則，若干年后回望現(xiàn)在，是否正如我們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國兩代決策者們的思考和行動已然殊途同歸？
二
1998年是另一個躁動不安的年份。
經濟數(shù)據的異樣首先出現(xiàn)在統(tǒng)計局官員的視野。剛剛過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突然下滑，不僅致使全年增長8.8%，明顯低于上一年的9.7%，最顯著的是，通貨膨脹率從8.3%驟降至0.8%。“軟著陸”不到一年，中國經濟剛從兩位數(shù)的高通脹中走出，眼看要轉入平穩(wěn)軌道，卻又要面對通縮“脫軌”的風險。
決策者很快找到了問題的來源。中國的外貿管理部門沒有預見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糟糕程度，樂觀情緒在出口外貿領域過度蔓延，他們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長預期定為10%。在接下來的三年間，負增長成為常態(tài)，這份樂觀明顯徹底地失敗了。
2016年1月6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對經濟觀察報說，這是當年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經濟從高熱變成了平穩(wěn)后，馬上進入了急劇的下滑。從外部因素來看，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很大，外貿由高增長變成了負增長，而且資本外流，這個情況和中國近些年一樣，或許比現(xiàn)在厲害得多。
外貿乏力，內需的啟動同樣生不逢時。盡管那些年，決策者一直在推動住房貨幣化、社會保障市場化和教育有償化政策，企業(yè)家和商場也忙于價格戰(zhàn)，期望從消費者手中掏出哪怕一丁點的真金白銀。然而，對于當時人均收入不過700多美元的中國國民來說，即便按照世行標準，也僅僅處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國的城市化率當時只達到30%，農村收入和消費水平只相當于城市的1/3，居民儲蓄率連續(xù)數(shù)年在30％上下浮動，且呈逐年遞減趨勢。鼓勵消費、啟動內需的政策落至民間時，似乎已有心而無力。
經濟則隨時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根據當時的宏觀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到1997年底，經濟運行已處在“正�！迸c“偏冷”區(qū)間的交界處，客觀上存在繼續(xù)減緩的慣性。
經濟學家們紛紛開出藥方。以吳敬璉、劉國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繼續(xù)從緊，以厲以寧、董輔為代表的另一批經濟學家則認為經濟已經偏冷，主張放松銀根，還有人提出要擴大基建投資刺激需求。因《交鋒》一書名噪一時的財經作家凌志軍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當物價下降和企業(yè)流動資金緊張、投資下滑的情況同時出現(xiàn)時，經濟學界的分歧開始明顯�！�
這是中國成功實現(xiàn)“軟著陸”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但在決策者看來，比氣候更難把握的是中國經濟的體溫。究竟應該防過冷還是防過熱？經濟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繼續(xù)前行的路經何在？一系列選擇擺在了剛剛履新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面前。
“保8”作為一個經濟時代開始的標志，正是在那種特殊境況下被提出來的。盡管如此，決策層仍對1993年以來的經濟過熱心有余悸。
在擔任總理后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朱镕基明確表態(tài)，初步估計，8%經過努力可以達到，但是有兩件事情是千萬不能做的：第一是銀行放松銀根，生產積壓產品，那等于“自殺”，再一個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復建設。
那么，除此之外，中國經濟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三
邱曉華對1998年這段經濟史記憶猶新。
從1993年就開始擔任國家統(tǒng)計局總經濟師，后來又赴安徽省掛職省長助理的經歷，讓他深刻體察到了中國經濟的沉重病體和微觀痛處。
他在當年組織的一項調查中發(fā)現(xiàn)，全國范圍內有96%左右的工業(yè)消費品處于供過于求或供需平衡狀態(tài)；六成以上的企業(yè)反映生產資料供過于求；加工工業(yè)中生產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業(yè)在三分之一以上。38萬戶獨立核算工業(yè)企業(yè)的產成品資金占用超過6000億，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億。
1993年以來的“大干快上”和投資風潮，在經濟“踩剎車”后病灶盡顯，產能過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問題是：藥方在哪里？
邱曉華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回憶到，對帶動今后經濟增長的新成長點問題，各方面曾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綜合來看，大致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繼續(xù)擴大貸款規(guī)模、增加投資，以總量擴張求得經濟發(fā)展；二是以開拓市場為中心，以市場啟動帶動經濟增長；三是進行資產重組，以結構調整獲得經濟增長。
在他看來，第一種思路，雖然在具體政策操作上相對比較容易，短期內也可以刺激經濟較快發(fā)展，但長期必然導致金融體系難以承受、財政狀況入不敷出，由此，通脹風險勢必卷土重來。第二種思路則受制于居民購買力和外貿環(huán)境的變化，短期內難有明顯進展。而第三種思路是國際經濟發(fā)展的大趨勢，也是順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產業(yè)轉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開場合發(fā)言時，邱曉華不遺余力地推崇后兩者，特別是第三條道路。事后他對經濟觀察報說，時過境遷，但當時講的都是真話、實話。
巧合的是，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國際社會頗為流行。
1998年6月26日，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在當?shù)貢娭扉F基時，就曾談到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他說，中國的信譽現(xiàn)在很好，即使發(fā)展速度只有5％～6%，也不會對你們有多大影響，關鍵是看你們采取什么措施，如何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是你們能不能繼續(xù)堅持改革路線”。
魯賓所說的“改革”，中國的決策者們很早就意識到了。
這項名為“國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實際上從1978年開始，已經持續(xù)了數(shù)十年。但正如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東明所說，“改革都是逼出來的，只有當不改革的風險大于改革風險的時候，改革才會成為必然的選擇�！�
當中國的決策者不去主動選擇時，市場就會代替決策者們去選擇。
顯然，隨之而來的懲罰也是殘酷的。
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顯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國31個�。▍^(qū)、市）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yè)企業(yè)盈虧相抵之后，有12個�。▍^(qū)、市）為凈虧損。從行業(yè)狀況細分看，多個行業(yè)部門虧損嚴重，其中紡織、煤炭、有色、軍工、建材為全行業(yè)虧損。
以煤炭行業(yè)為例，1997年這個行業(yè)有國有大中型企業(yè)170戶，總計實現(xiàn)利潤不過4億元。其中，盈利企業(yè)108戶，虧損企業(yè)62戶，虧損面為36.5%。
親歷者的觀察更為觸目驚心。原國資委副主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國有企業(yè)改革實錄》一書中寫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業(yè)快速發(fā)展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有企業(yè)已在競爭中處于明顯下風。1997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yè)企業(yè)中虧損企業(yè)的虧損額達到831億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虧相抵后實現(xiàn)的利潤只有428億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虧損的源頭不僅來自市場。據國務院減負辦1997年的調查，國有工業(yè)企業(yè)各種不合理負擔在500-600億元左右，占實現(xiàn)利稅的20%，超過調查企業(yè)當年實現(xiàn)的利潤額。政企不分的遺禍昭然若揭。
邵寧認為，按當時的趨勢發(fā)展下去，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將是一個全面瓦解和潰敗的形勢。
多米諾骨牌的下一站將是銀行。當時國企的虧損已經通過貸款，逐漸蔓延到剛剛建立企業(yè)制度的商業(yè)銀行群體，風險開始滲透進整個金融體系。官方認可的數(shù)據稱，1998年國有商業(yè)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3%，已接近破產邊緣；其中，四大國有銀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驟然上升到31.38％。
世界銀行甚至在當年就宣稱，中國銀行業(yè)從技術層面看，實際上早已破產。
退途已絕，剩下的只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四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報》記載了一件現(xiàn)在看來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紡織第九廠的工人們把機器上凡是能拆的機配件、錠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個生鐵的主機架，然后開始敲。機架很結實、很厚，他們得用力地砸，還得輪流干，直至機器成為一堆廢鐵。緊接著，一位工人跟著裝廢鐵的車去了上海鋼鐵三廠，看著吸鐵盤把廢鐵吸起來，放進熔爐。
隨后，上海申新九廠3000多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
這就是當年聞名全國的壓產改革第一錘。
就在這一錘敲響的兩個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個棉紡廠的廠長、紡織集團的副總，一一請到他所住的賓館，目的是聽對方算賬：如果關掉1萬紗錠，要減掉多少人，這些人如果回到社會上去再就業(yè)，要用掉多少錢；1萬紗錠上面借了多少銀行的錢，如果要還掉銀行的錢，又要如何操作……
這是人們對于1998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改革，留存下來的最初印象。溫故而知新。對于當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員。
盡管早已從國資委企業(yè)改革局任上退休，他對自己曾親身參與的改革歷程仍記憶猶新。2016年1月7日，周放生對經濟觀察報說，“從寬泛的意義上理解，1998年中國經濟經歷的，正是一場徹徹底底的供給側改革�！碑敃r周的身份，是原國家經貿委企業(yè)脫困辦公室（下稱“脫困辦”）副主任。
國有企業(yè)三年脫困，是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標。周放生至今還記得，總理當年在人民大會堂講話時說，“三年脫困中央下決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脫困的目標要求，我辭職以謝天下”。
“作為一個總理，他把自己的后路斷了。這個話說出來，如果到時候真的不行，他必須辭職。因為我在一線工作，不知道三年以后能不能大體上解決問題，說到底其實沒有那么大的把握。”周放生說。
軍令狀已立，不容不進。那一年，朱镕基宣布費改稅，砍掉財源的同時啟動政府機構改革，15個部委被精兵簡政，這項冒險之舉被很多人認為是一下子闖進了兩個“地雷陣”。不僅如此，決策者們又一次性把本溪、撫順的煤礦全關了，遼寧的全部有色金屬礦，除了一個銅礦外，也全部關閉。
三年時間，煤炭行業(yè)總計壓產4億噸，鋼鐵、有色、軍工也相繼成為壓產改革的重點行業(yè)，這一長串名單里還包括建材、制糖、石化、電力……
就在決策者為略顯沉重的國有企業(yè)甩掉包袱的同時，“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資源，卻呈現(xiàn)出了別樣的活潑色彩，以至于改變了中國經濟未來的格局。
從數(shù)據上來看，改革讓當年國有企業(yè)的產值大幅度縮小，三年后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營企業(yè)則獲得了極快的發(fā)展，從最初的機電制造迅速切入到裝備制造，再進軍重工業(yè)制造，乃至后來的基礎設施領域，最終為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動圖景。
邵寧在書里統(tǒng)計，全國6659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yè)三年時間共計下崗分流2600萬人。由于再就業(yè)工程謀劃在先，財政補償和社保體系建設成事于后，以服務業(yè)為主的中小企業(yè)承納了一部分就業(yè)人口，整個社會經歷的動蕩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嚴重。
但中國經濟承受的壓力，并不輕松。啟動改革的當年上半年，經濟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僅比上年同期增長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應該是9%以上。
財政開始加足馬力保駕護航。1998年，項懷誠接替劉仲藜擔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被任命為副部長。隨即，在發(fā)行特別國債以補充商業(yè)銀行資本金的六個月后，財政部再次增發(fā)1000億元長期國債，分兩年列入國家預算，此后追加到2000多億，加上配套資金高達6000億，以支持基礎建設投資。
然而，當年經濟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諾失之交臂。于是，到了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順勢將中國的經濟增速預期調減為7%，為此后數(shù)年的“七上八下”開啟了先河。
2000年11月，國家經貿委宣布，中國三年脫困目標順利完成。三年后的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周期，此后的十年間，平均經濟增速在10%以上。
附朱镕基在98年的三項政策：
一：將過剩產能向國際市場傾瀉。
1998年開始，中央政府逐步放開了民營企業(yè)的外貿限制權。大量瀕臨倒閉的民營企業(yè)，仿佛即將干涸致死的魚，躍入了無垠的海洋，重獲新生。無數(shù)中國制造的物美價廉的商品涌入世界各地。全世界第一次見識到了“made in China”的力量。外貿的開放，一下將國內制造業(yè)產能過剩的問題，轉化成了產能不足，無限的世界市場等著中國的商品去填補，就是在這一年，中國的制造業(yè)，開足了馬力，開始擁抱世界。
而事實上，中國制造業(yè)的成功，還要歸功于索羅斯。金融巨鱷在97年接連擊垮了東南亞、韓日等以外向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給中國騰出了競爭真空，當時的國際觀察家將這一現(xiàn)象稱之為“水落石出”。中國周邊國家紛紛垮掉，而以經濟學出身的朱镕基，天才地抓住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遇，給中國的制造業(yè)贏得了黃金發(fā)展的十年。一些省份，尤其東南沿海地區(qū)，外貿經濟占GDP的比重連年提升，有些地方甚至高達80%以上。外貿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
但是沿海過度依賴外貿經濟，給2008年后大量民營企業(yè)倒閉埋下了伏筆。
二：放出房地產大老虎，形成消費無底洞
受金融風暴的沖擊，居民消費信心疲弱，儲蓄率過高，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fā)展。朱镕基曾在許多場合鼓勵居民消費，“現(xiàn)在花錢才是真正愛國”，他曾如此說道。
但是當時的民眾并不愿意花錢，有些人甚至不乏諷刺的說道：“朱老板，您讓我們買什么呢，洗衣機、空調、冰箱都有了，電視機也有兩臺了，難道再買一臺放洗手間里嗎？”
猛病用猛藥，1998年，中央政府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實行商品房新政。從此，企事業(yè)單位員工和福利分房說再見，開始自掏腰包購買商品房。但是當時的情況，很多人買不起房子這一巨大的消費品。政府緊接著又出臺了配套政策，鼓勵銀行開放按揭貸款，鼓勵民眾通過貸款來買房。
從此，一頭肆虐中國經濟十幾年的房地產大老虎逐步成型了。
商品房政策一放出，翹動了中國最大的消費品市場，房地產周邊的家電、建材等行業(yè)也連帶受益。中國市場消費不足的問題被“徹底解決”，一代代中國青年人開始了房奴的生涯。
但無論如何，這一政策著實有成效，在未來的十幾年里，房地產及其周邊產業(yè)對中國GDP的貢獻率超過了30%，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源泉。
三：發(fā)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
朱镕基政府在1998年發(fā)型國債4000億，主要用于投資東南沿海的基礎設施建設。大量的高速公路開始修建，如今東部地區(qū)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網絡，就是成型于這一時期。
大量的政府投資，直接驅動經濟向前狂奔。而基礎設施的大量建設反過來又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政府過多的直接投資，也造成了中國經濟今天的嚴重的結構性失衡。
后來的十幾年時間里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外貿、房地產消費和政府投資，居然全是在1998年成型。雖然三駕馬車在今天看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問題，甚至成為中國經濟的頑疾。但是，至少在朱镕基任內，三大政策將中國經濟扶上了歷史的神壇，其果敢的作風和敏銳的經濟嗅覺，為中國經濟開辟一條嶄新的道路。以至于后來的繼任者都在延續(xù)他的政策，只敢在經濟出現(xiàn)問題的時候向房地產求救，甚至干脆直接將4萬億的資金砸向市場。相比之下，朱镕基的扎實的經濟學基礎和治理國家的才能理念，才是當時中國經濟最需要的血液。
朱镕基將自己的政策概括成“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施政方針。一個確保，就是確保中國年經濟增長達到8%，通貨膨脹控制在3%之內，人民幣不貶值。三個到位，包括國有大中型企業(yè)脫困，金融系統(tǒng)改革，大幅削減政府規(guī)模，把四十個部委減為二十九個，人員減少一半。五項改革包括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資融資制度，住房制度，醫(yī)療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的改革。投資融資方面要減少政府審批，住房制度變福利分房為市場化的住房供應，財稅制度中要改革稅之外的額外費用。最后要把機構精簡和冗余項目省下來的錢投資科研，實行科教興國。
在政治領域，朱镕基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幅度的機構精簡，便是他的杰作。任內大力打擊貪污腐敗與走私活動，并親自督辦廣東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來最大的一起走私案遠華案（嫌疑主犯賴昌星），逮捕了多位福建省的高級官員。
除此之外，朱镕基政府還加大了對國營企業(yè)低效率的整治。國有企業(yè)被允許辭退多余員工以提高效率，只不過將國有企業(yè)員工失業(yè)稱為“下崗”�！跋聧彙币辉~便是發(fā)源于此。但是國內也出現(xiàn)一些對朱镕基擔任總理期間的部分政策有異議的反思聲音。質疑主要在于幾個方面：其國企改革辭退大批國有企業(yè)工人，他們下崗失業(yè)，致使下崗工人有“朱嘴一張，工人下崗”的說法。甚至有些地方出現(xiàn)了“打開電視機，看到朱镕基，全國人民都下崗，他還在吹牛比”的順口溜。然而在當時的體制下，工人在工廠里無事可做，從生產角度看，已經處于下崗狀態(tài)。國企改革以后，工廠的效益也獲得提高，同樣的土地和設備，產值翻了好幾番。高等教育產業(yè)化高校擴招，導致大學生過剩就業(yè)困難。而批評人士也指出朱镕基通過分稅制把財力都集中到中央，使一些沒有話語權的省份很窮很苦。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楊繼繩甚至直接了當?shù)卣J為朱镕基基本是計劃經濟思想，國家經濟的思想比較嚴重。
但無論如何，朱镕基任總理期間，中國的物質財富和生產能力趨于充足，中國歷史上數(shù)千年未得到解決的饑荒和物資匱乏得到解決，同時，這段時間也是中國社會矛盾較為緩和的時期，通貨膨脹消失，甚至曾出連續(xù)兩年的物價下降的情況，這在中國是十分罕見的。
時隔十六年，朱镕基的經濟和政治才能，仍然在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日常生活。2014年的今天，中國經濟再一次走到了歷史的交叉路口，我們面臨的，可能是比1998年更復雜和更難抉擇的局面。新一屆政府滿含改革豪情，在經濟層面上他們到底是選擇繼續(xù)沿著朱镕基的三駕馬車持續(xù)開拓，還是走向更深更遠的市場經濟，還是另辟蹊徑？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也只能拭目以待。
發(fā)表于 2016-1-19 2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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